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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史公司马迁的遭遇、成就，如他的皇皇巨著《史记》一样，已被世人所熟知。
但为什么作为高级干部的司马迁，竟然会因评价与己无利益瓜葛人的一席话，被无情地阉割了？
正如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所说，“且事本末未易明”。
意思是说，“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一般人是不容易弄明白的。”
他说的很隐晦：关于自己的遭遇，有难言之隐。即使说出来，恐怕也不会有人相信。
是怎样的前因，导致了这悲催的后果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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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得从司马迁的出生说起。
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，是太史令，太史令俸禄六百石（以粮食折算工资）。
是个什么级别？
在汉朝，丞相是百官之首，权力很大，但只能任命四百石以下的官员。六百石至两千石的官员任免必须经过廷议（开大会讨论），皇帝最终拍板才行。
毫无疑问，司马谈肯定算高官了。因为丞相的工资才两千石。
司马谈的爷爷、爸爸又是干什么的？司马谈的爷爷司马泽是长安市市长，司马谈的父亲司马喜，做过五大夫。
就此看来，司马迁家庭背景不错啊，官宦世家，日子应该过得不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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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要说这些，这些和司马迁的遭遇有什么关系？
暂且容许我暗藏不表。
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太史令，太史令是掌管国家宗庙祭祀和礼仪的九卿之一的太常的下级官吏。
太常之下设有太史、太卜、太祝等分工不同的部门。太史管记录，太卜管占卜，太祝管祈祷。
太史令就是太史们的领导，是太史中出类拔萃的人才。
司马谈在太史令这个岗位上，一干就是三十年，没升迁，也没被撸下来，最后在工作岗位上光荣牺牲。
因为工作太投入，司马谈职业起步阶段不能兼顾家庭。小司马迁被迫做了十年的留守儿童。
司马谈一直期望司马迁能子承父业。
但，要做太史并不那么简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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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规定：“史”必须能够读写五千字和掌握八种文字。
西汉承秦制，现今通用的文字是小篆，但作为史官，能识读懂现在的文字是不够的，以前的史料可不是用现在的文字写的。
所以他们必须精通“大篆、小篆、刻符、虫书、摹印、署书、殳书、隶书以及先秦其他文字。”
相当于要掌握八门以上的外语。
汉朝法律容许史官子承父业，但需资格预审，还需要通过专业的培训和考核。
《史律》规定：史官之子十七岁可以进入专业机构学习，三年后毕业，经考试合格者可录取为史官。
太史公司马谈为了自己的梦想和儿子的前程，将十岁的司马迁接到了首都长安，亲自指导儿子学习“古文”（年十岁诵古文），提前学习以前的文字。
此外，老司马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还给小司马请了专业的辅导老师，那是相当的有名。
一个是孔子的第十代孙子、当朝大儒、谏大夫孔安国，另一个是文坛大家董仲舒。
董仲舒可是当朝天子汉武帝的座上宾，既是人臣，又是帝师。这请的都是名师大家，估计学费不得少。
经过名家指点，又经过专业培训，司马迁在十年间掌握了作为史官的专业技能，顺利通过专业考试，获得了当史官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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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司马不仅是想让儿子接替自己的职位，更想让儿子有所作为——完成一部比肩《春秋》，续写《春秋》后四百年的史书。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对于编写史书的史官来说，不仅要能读懂前人的史料，还要有调查研究的能力：通过实地调研去伪存真。
在父亲的支持下，司马迁来了趟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去了哪些地方？
史料如下：
二十而南游江、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窥九疑，浮沅、湘。
北涉汶、泗，讲业齐鲁之都，观夫子遗风，乡射邹峄；厄困蕃、薛、彭城，过梁、楚以归。
去了安徽、浙江、江苏、湖南、湖北、山东、河南等地，这是在西汉，比现在
来一趟全球旅行还难。
当时没有飞机、高铁，却到处有虎豹豺狼、土匪强盗，司马迁的这次漫游耗时几年，期间有乐趣，更有艰辛。
司马迁这趟旅行，虽是为了写史书做调研，但非因公出差，不能报销，需自费。
旅行几年间的衣食住行等花费，绝对不是个小数目。
就是在今天再重走一遍司马迁的旅游路线，一个普通家庭也很难承受那种开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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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游几年后，司马迁回到长安，被汉武帝召见，被任命为郎中。
郎中是一种官职，是在皇帝身边工作的人员，这种官职一般只授于有文化，长得帅，还能打的年轻人。相当于皇帝的警卫队。
汉武帝时期，所有的高官都来自郎中。
具备史官资格的司马迁没当史官，却突然当了郎中，难道是汉武帝因工作需要，在提前储备青年干部？
抑或是董仲舒按照汉武帝意思，在他的学生里推荐了司马迁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司马迁的才干很快从众多郎官中显现出来，被汉武帝欣赏，加上他有外出调研的经验，于是他“奉使西征巴、蜀以南，略邛、莋、昆明”。
司马迁工作非常出色，大BOSS汉武帝特别喜欢，经常被委以重任。
老司马是想让儿子做个技术官员，不料儿子却走了行政仕途。
眼看小司马偏离了自己设计的轨道，老司马心里甚是惆怅，一直想找个机会劝儿子迷途知返。
终于，在公元前110年，老司马因病没能去参加泰山封禅大典，滞留在洛阳，见到了公干返程的儿子，临死前好好劝解了一番小司马。
老司马去世前，拉着小司马的手，情真意切的教导：不要忘记先辈们是周朝史官的风尚，不要忘记家父想振兴祖业、再续《春秋》的遗愿。
司马迁涕泪交加，向父亲发誓一定继承家父遗志，写一部超越前代的史书。
老司马竟“发愤且卒”。
多大点事情，至于被气死人？！
泰山封禅是国家大礼，百年难遇（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一百年前的秦始皇时代），举国为之振奋，是太常的主要业务，整个部门都出动了，可就是没有老司马。
所以，他的愤懑，可以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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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司马去世三年后，三十八岁的司马迁空降太常，成为新一代太史令。
这种路数，没有后台是不可能办到的。
从另一种角度，也可以看出汉武帝对司马迁的器重。
司马迁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干得得心应手，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，以他的技术和兴趣，他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干到退休。
然而，命运的暗流在九年以后，将他推向了另一个工作岗位。
司马迁虽然调任太史令，但汉武帝依然经常召见他，询问意见、讨论工作，君臣关系融洽。
有一阵子，司马迁看见领导一直食不甘味、闷闷不乐，心想领导是因为李陵投降的事情郁闷呢。
他就想宽慰一下领导，并从李陵被俘投降的经过分析，说李将军不是想叛变投敌，是被逼无奈，其实他心念皇恩，都是形势所迫。
话还没说完，汉武帝大怒，直接叫人把司马迁抓进了大牢。
司马迁愕然，一脸懵逼，很是无辜。正如《汉书司马迁传》所表，
“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,素非能相善也。”
“趣舍异路,未尝衔杯酒,接殷勤之余欢。”
他与李陵毛关系都没有，完全是处于共心，从宽慰领导的心情出发，说了几句大实话，没想到引来牢狱之灾。
他以为领导气消了，就会放了他。
但他等来的不是释放，而是对他的有罪判决：以欺君之罪受腐刑（宫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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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痛苦中反思：问题出在哪里？
难道皇帝以为我给李陵辩白，是攻击外戚李广利不会领导军队？
汉武帝认为李陵投敌有罪，所以不久前抓了李陵的全家。
如果李陵没错，那岂不是都是皇帝的错。
其实这些猜测对司马迁毫无意义，他马上要被阉割，而且必须被阉割。
在西汉，人犯了罪，只要缴纳免罪银，就可以免于刑罚；或者有人能给你求情、上访，也可能免罪。
腐刑的赎罪金额，为一万两千五百钱，仅相当于司马迁两个月的工资。
简单吧？
司马迁只要交了钱，就可以走人。
放在今天，即使你没有钱，一个公务员可以很快靠信用，筹到几十倍于工资的钱。
再看看可怜的司马迁：
"家贫，财赂不足以自赎，交游莫救，左右亲近不为壹言。"
“家贫，财赂不足以自赎”，这可与四代皆宦的家庭背景难相符，过去他没工作时，能上得起名师大讲堂，能畅游全国?
现在他当了好几年的部门领导，没捞点银子，也没积攒下人脉？难道西汉的官员都如此清廉？
这和近年来汉墓的考古发现，不相符啊。
只能说明，没有人能改变他要被阉割的命运。
可怜的司马迁，以前所未有的48岁的高龄，走向了手术台。
手术很快，也很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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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完宫刑的司马迁，没有被组织开除，却立马被安排到一个权力更大、更加显要的位置上，成为汉武帝新改革机构的第一任行政长官——中书令。
“迁既被刑之后，为中书令，尊宠任职。”
汉武帝为加强集权，制衡外朝和丞相的权力，在皇宫里又创立了一套班子，协助自己办公，这套班子的最高领导就是中书令，与丞相并列，西汉后期甚至比丞相的权力还大。
皇宫，乃是皇帝和他大量女人生活的地方。这些女性是皇帝的私财，不容许任何人觊觎。
然而饮食冷暖、杂物腾挪往往需要男性的参与，大量龙子龙孙的管教，也许要人来协助，如赵高就是皇子秦二世的专职教员，太监的出现让这些问题迎刃而解。
汉武帝是国家的主人，他要时刻掌控国家大权，即使身居后宫，也不能耽误对国事的掌握。
现在他在宫里开辟了办公场所，只需要充实一些优秀的工作人员就行了。
但这是后宫，是他的家，家里有这么多女人，让外庭的才子们进来那还了得。洪水猛兽啊，绝对不行。
现在宫里虽有太监，协助查阅资料、起草文书倒也没啥问题，但他们不了解外庭事务及朝廷办事流程，着实需要一个懂业务的领导，来领导、培养这些太监。
只有这样，才能提高新机构的办事效率。
宫里没有现成的宦官，工作紧急，临时培养已来不及。只能到外庭现找了。
这个人，得精通朝廷事务，还要能力出众，但绝对不能贪恋权势，也不能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。
汉武帝把身边心腹的能吏、干吏捋了一遍，会心地笑了一下。
“没错，就是你了！你这倒霉蛋！”
司马迁成为汉武帝机构改革后，第一个走马上任内朝的高级官僚。
但这并没有耽误司马迁同志续写《春秋》的宏愿。
汉武帝这个制度创新很成功，从此皇权的周围就有了太监的身影，汉唐宋明概莫能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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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监并不是皇宫里的专属人群，在古代皇族成员、达官显贵家里也有，皇宫以外的宦官被称为，“火者”。
在元朝和明朝，就有大量的被阉割的奴隶，从印度出口到中国。
前面讲到司马迁是因为犯罪成了太监，但这只是太监的一种来源。
在古代，会有人因为贫穷而自愿放弃男性特征，成为太监，如赵高、魏忠贤、童贯等；
战犯或者奴隶，也会被迫成为太监，明朝三宝太监郑和，就是作为战犯被阉割的；
太监也可能是贡品，如永乐1405年，明朝向朝鲜要求进贡60名太监，最终得到了35名。
这些外籍宦官，一方面有利于管理后宫外籍女性，另一方面也成为皇家贮备精通外国文化、语言人才的一种途径。
隋唐以后，国家的概念逐渐与皇权分离，朝廷就是外庭事务，内廷的花费原则上不能从国库支出。皇帝要修宫殿，大臣们往往会说没钱，但如果是外庭事务，户部就会突然富有。
然而内廷有很多人，皇帝也要享受生活，但作为大BOSS，又不能明着和外庭要，内廷支出多数项目无法列支财政时，皇帝就需要宦官去理财、敛财。
在宋朝和明朝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，一干宦官打着皇帝的旗号去侵占本国家财赋，让外庭的官员愤恨不平。
所以，宋、明的太监风评都不好。
像郑和这样的能臣、航海事业的领军人物，无论从政治上、经济上、社会影响上，都应被历史大书特书的人物，《明史》上依然语焉不详，仅用七百余字略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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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孔子羞于同宦官雍渠同行一样，文人士大夫对宦官，存在天然的偏见。
宦官弄权、宦官干政，似乎只要提到宦官，他们就都是性欲扭曲的怪物，是十恶不赦的坏人。
身体器官破损，外部形象崩坏。
现在你该知道了，当年司马迁能坚持写完《史记》，是多么的不容易！